国庆七天，儿子闹腾的一天也不想在家里待了，从呼市返回家中后，又一次驱车来到榆林，这几年已经不记得来过多少次榆林了，每次来我都会到老街上溜达溜达，也不为买东西，就是想着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感受一下这条街的烟火气。

在一条没有名字的小巷中，总有一个摆地摊售卖旧图书的，姑且称为售卖吧，因为老板压根就不轻易搭理俯身挑拣书的人，仿佛他不是在卖书，这些书只是他用来消遣和打发时间的读物。

注意这个书摊好几次了，每次我都蹲着随意翻一翻青砖上随意摆放的旧书，书的种类多而杂，从小说散文到科普读物，应有尽有，中间夹杂着一些榆林地方上出版的地方志、图画集、作品集，五花八门。我尤其喜欢翻阅地方自己印制的东西：一些从未听闻名字的作家、画家，书写着黄土高原的故事与风景；也有一些，是地方的编者认为应该被记录下来的东西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进程的参与者，却未必都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，反倒是地方上、自己身边发生的事，我们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，成为亲历者与见证者。这些所谓的"大事"被地方记录下来，印制成册，印数不过千百余册，最终散落在城中一些人的手里——或被时常翻阅，或蒙尘一辈子，当然也有被摆上旧书摊的。摊主并不反对人在他的书摊上翻腾寻摸，有眼缘的自然会张口问价；没有中意的，想翻看就翻看吧，书本本来就是用来被人翻看的。卖旧书，卖的其实是缘分——能为书寻得一个良配，岂不美哉。

相较卖旧书的随缘老板，我买书有点被算法带偏。这些年，我极少去书店买书了，或者说，极少去书店了。一是书店确实少了，能见到的书店几乎都是以卖教辅书为主；二是开在人流密集区的书店，多半把书店开成了半个饮品店——毕竟，开店的首要目的还是生存。我日常买书靠电商，书目靠豆瓣推荐，偶尔也循着某篇文章的指引去找。总之，实体书店的书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买过了。

我出生在黄土高原腹地的一个小山村，小学前三年是在村里的窑洞里上的。一孔窑洞里两个年级一起上课，老师教完低年级再教高年级。我无聊时便跟着旁听高年级的课，尤其是语文——一年级时，我已经能背四年级的课文了。课本之外，能见到的书屈指可数。村里有些人家里存着《毛主席语录》，我很早就翻阅过了。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我到处搜罗小开本的连环画，但多是大人们翻得破旧不堪的，缺页少页，每本都不连续，套装更无从谈起，我却看得津津有味，比如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王二小》等。

书少，报纸也不多见。我每次去外公家，总要翻一翻邮递员固定给曾外公送来的报纸和杂志。曾外公眼睛看不见，耳朵也不好使，但政府按规定要为老干部配送各种党内刊物。我读到的第一份报纸是《人民日报》，杂志则是《半月谈》。外公把这些报刊都当引火的纸烧掉了——在他眼里，纸的用途就是烧火、糊墙、擦屁股，至于纸上印的是啥，反正他又不识字。那些被我当宝贝翻看的报纸，在外公手里引燃了灶膛。一代人眼里擦屁股的纸，是另一代人张望世界的窗。

小学四年级，我转到城里读书，算是开了眼。学校附近总有那么两三家书店，名字起得很俗气，我印象很深的有“教辅书店”“珍品书店”，一看就像集市大杂烩，当然最出名也最持久的当属新华书店。书店里卖的书五花八门，最多的是教辅图书，其次是中外名著，最受欢迎的自然是杂志报纸——我固定买《读者》《意林》，爱踢球的同学买《体坛周报》。初中开始，课本上的知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我对外面世界的好奇与渴望。记得父亲给我买过一套《少儿百科全书》，四本，被我反反复复翻了个遍。我又自己跑到邮局订阅杂志：先要明确订哪一本，再查它的邮发代号。我订过的有《走近科学》《杂文》《国家地理》《三联生活周刊》《美文》等，一期一期都保存了下来，直到后来家里搬家，才当废品处理掉。

放学后，我和同学常到学校附近的书店闲逛，手里那点零花钱都花在了书上，慢慢也有了自己的藏书。我记得最早接触的一本哲学读物是《通俗哲学》，它一下子让我找到了打开思维世界的钥匙，以至于后来读各种哲学著作，我总会想起这本启蒙读物。上大学时，即将毕业的学长们在公寓楼下摆地摊卖旧书，我去寻摸过几回，都没什么入眼的；反倒是校外一个旧书摊，让我淘到了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《列宁选集》《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》。入手后偶尔翻阅，爱不释手，至今还在我书房的书架上。

我真正意义上的买书，是从工作后开始的。自己挣了钱，买书便随性了许多，只要感兴趣就下单，从历史、小说、散文到纪实文学，包罗万象。那些年，我的购买量和阅读量基本保持在一年五十本上下。书读得越多，对书就越挑剔：买书的节奏渐渐放缓，涉猎的范围反而越宽，能接纳的东西也越来越多。一本书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，也很少全好或全不好。接受一本书的不完美，就如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一样。

看着摊主不疾不徐的样子，想到脚下自带“风火轮”的儿子——他这一代人，还会蹲在一个无名巷子的书摊前翻旧书吗？不知道。但只要这样的巷子还在，缘分或许就还在。